旅遊扎記（二）異軍突起：印尼社運仔女的出口工場合作社
社運仔女為組織的生計搞起合作社，不是新鮮事。但他們不是開書店Cafe，而是搞出口加工製造業。從他們身上，我見到一個在地的萬隆。
由抗爭基地到工場合作社
從雅加達上（中國產）高鐵入萬隆，我記不起這是十年前一度來過的城市。雖然這是我第三次到埗，但每次都是匆匆而過，從沒想過去來一整個月。還記得十年前路上全都是官方提醒人們萬隆會議六十周年的旗幟，當時我還不知道那是什麼，就被左翼青年帶上了南部的山頭，去看佔地建村的農民抗爭。
這一次我沒有上農村，一直留在市區。首先接待我的朋友是Rizal，我們早在2018年就在香港認識。那年，他在一個香港NGO實習，正好遇上海麗邨工人的罷工。我們算是同代人，但他是90後。他是印尼大學的畢業生，是典型自學生時代起就活躍在左翼運動的進步青年，現在已是某種「老鬼」。他專研棕梠種植園的勞工問題，讀書時到園區裏待著做組織和調查，現在已經領著一個NGO網絡持續關注議題。
我認識的印尼左翼組織個個都是粗生的田野考察專精分子，雖然他們的履歷未必有什麼博士函頭。每次聽他們的分享，你不會抄筆記，但總是獲益良多。夜話往往由一場示威講到印尼是不是一個軍人國家。我總私心地覺得人家的「田野」大得多。
兩年前回到萬隆，Rizal帶我到Dago Lelas，是城中一個反迫遷運動的重地。這樣一想，我才發覺原來每次來到萬隆，我都在土地抗爭的基地待過一晚，匆匆來去。難怪今次還是要「回到萬隆」。今次到埗後第一個到達的「基地」，不再是抗爭現場，而是Rizal的CablesterCustom工場－－不止是他的家，又不是NGO辦公室。Grab taxi送我到離市中心約20分鐘車程的半山位置，周圍似是新興中產的住宅區，群山圍繞，周圍似是興起中的中產住宅區，據說一年租金大約是萬多元港幣。
進口中國機器，瞄準歐美市場
工場架設了十多部來自中國的機器，一種用來切電線，另一種用來接電線頭。機器上的說明都是簡體字，貼著印尼語的翻譯。這兩年來，他們在萬隆建起了小工場，生產桌面型電腦的實體線路。咦，我不是來找社運朋友的嗎？怎麼走進了小型工業化場所了？原來這是Rizal跟其他社運仔／女經營的合作社，此處工場連宿舍，連同樓下一間小餐館，一共八個人，一起經營這個空間。合作社成員當中，沒有家室的男人就住進來，在碌架床睡，於是我也能住進去。
初時我還未感受到，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。以往在工運、社運現場認識的朋友，現在一起窩進自設工場，研究桌面電腦線材的長度？儘管兩年前Rizal已開始了他的網店，我還是無法想像這項事業已發展到這個規模。他們在造的並不是一般規格化的線材，而是為「砌機」而設的客製化線材，專為對電腦有特別高要求的用家，對顯示卡效能需求特別高的用家，像是電競選手、電影人、設計師等，比起一部現成的電腦或Notebook，他們會選擇自行「砌機」。
而這合作社回應的，是國外市場中的這項個別需求。由此可以想像，客人的要求有多仔細。他們要從頭了解一個美國客戶「砌機」時選用的機箱大小、零件如主機板、顯示卡的型號，並為此度身訂造符合零件之間最適距離的線材。長年用慣Macbook又不打機的我，這才想起「砌機」的浪漫－－砌得好，代表機組的散熱效能提升，外觀亦別樹一格。
在印尼辦這門生意的難度，在於所有原材料和機器，都得從中國入口。「自從參加了這工作之後，我才真感受到印尼工業的落後，」Nazer告訴我，「這些切線材的機器並不複雜，但印尼就是沒有出產這樣的機器。」其他國家像是日本、德國都有更精美的同類儀器，但唯獨從中國淘寶進口的，他們才買得起。
由一人公司到合作社，殺出一條電商路
社運仔女為組織的生計搞起合作社，不是新鮮事。但他們不是開書店Cafe，而是搞出口加工製造業，於我而言就算新奇了。在社內，六個成員以Rizal為首，每在就在工場回應客戶問題、裁切電線、管理原料入口和社交媒體、在Raddits 看評價。Rizal是合作社的發起人，原初他只是對這門手藝有興趣，自己在閒時當手工藝製作線材在Etsy出售，豈料殺出一條血路，他在平台賺到的收入好快就超越在NGO工作的薪水。於是他把心一橫，聊其他社運仔加入，由個人手工作坊擴大成合作社。
據他們說，在同一平台上出售同類產品，又得到極佳評價的，就那麼兩三家，一家在美國，另外一家在中國。三年下來，工坊在Esty已累積3000多項銷售、967個好評，對比年資差不多的商戶，銷售多出2000項，好評也比人多三倍。對這種商品的客戶而言，價格顯然不是最優先的考慮因素。說CablesterCustom是「異軍突起」，一點也不過份。
Rizal 本人算是左翼運動「紅褲子」出身，我認識他時，他已是印尼進步左翼工會之中KSN的一名青年要員，又是與KSN相聯繫的工人政黨PRP的秘書長。這一脈工會的故事可長了，在此不能詳述，總之是屬於90年代末印尼民主化開始之後，興起的左翼工人團體，經歷了多次的分分合合與被打壓，剩下的一脈人員。相對其他工會，其基層意識比較強，亦與大政黨保持距離。現在合作社的社員，大多在上文提到的Dago Lelas相識，繼而在工會延續緣份，並決定入社。
CablesterCustom殺出重圍之後沒有成為血汗工廠，而是走合作社的方向，自是因為Rizal和他的伙伴們的運動經驗。據他們講，工作坊的利潤分配以成員的年資、分工和工作量三部分計算，並在每月月尾的會議作實。Rizal覺得這樣經營是一種理想，但要平衡每個人的想法、工作熱情實在很難。畢竟他可能是成員當中唯一一個感受到一束完美的線材背後的「浪漫」。我還沒法問到他們能賺多少，成員當中也有一半是新加入的，尚未完全感受到利潤分配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工場的運作已經包三餐，單身男成員還不用交租，基本上養起了一隊行動者，還能照顧成員的個別醫療需要。
我就這樣在工場住了兩個星期。每天坐Grab落市中心上四小時印尼話課，觀察著工場運作，晚上跟他們夜話，學習印尼的有的沒的（當然是用英語為主。）。哪天有兩個成員不在，原來他們去了萬隆南部的成衣工廠搞工人培訓。一次回到工場，發覺音樂沒在播，原來Rizal正在跟NGO項目資助方的歐洲人開視像會議。又有一個周末，城中一個屬會的理事帶著幾支Chiu（一種道地傳統蒸溜酒）上來，跟他們共議大事。那種帶著荒謬的和諧感，歷歷在目。
萬隆市位處山谷，山風送爽，沒有印像中熱帶地區的炎炎。沿著這緣份，我又發掘了這座都城好幾處痕跡，下回再講。